王俊:用基因科技为社会做有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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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表示,“盒子外的思考”这样深层次的创新,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涉及到产学研的各个方面,会对科学技术、商业模式、思维模式等产生巨大的革新。他举例说:“在Windous系统诞生之前,没人能想象得到通过图形化界面可以让计算机出现在每个人的生活里。”区别于之前的DOS等指令操作系统,Windows系统的图形化操作界面带来的革新就是典型的“盒子外的思考”。

1999年,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承接了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部分”(1%)的项目,杨焕明、汪建教授到北大来劝说正在读研的王俊参加这一历史性计划。当被问到为什么会转向基因研究方向,王俊说这完全是个机缘:“听李松岗老师说要去遗传所做课题,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李老师一句‘你去了人家还不一定要你’,一招激将,我就决定加入队伍了。”

追梦少年

“盒子外的思考”,曾给华大基因带来巨大的成就。但是,如今的成就,也成为华大自身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急需要华大人跳出自身的模式,在已经有的基因帝国上,在更高、最根本的层次上完成“二次创新”,“这种创新可能比前面来得更加痛苦。”王俊说。

在华大的发展史中,王俊也参与并执行了许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炎黄计划、国际千人基因组计划、水稻基因组计划、抗SARS研究、大熊猫基因组计划、肠道菌群基因研究、百万基因组项目等。

  中国企业家1月26日报道

昨日,在深圳市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上,华大基因院长接受了市长许勤亲自颁发的“市长奖”。虽为“获奖专业户”,37岁的王俊得到奖金为100万元的“市长奖”依旧激动。他表示,将用这个奖金做种子基金,在华大基因设立一个奖项,奖励“非常规性创新”——“盒子外的思考”项目。以鼓励华大基因的年轻人跳出思维惯式、打破教育陈规,做出真正开创性式的创新。

科学不该是阳春白雪:基因科技造福社会

  每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李英睿总被人称为“Doctor Li”。
  他已经默认了这个称呼,因为如果他告诉别人自己只有本科学历,大概没有人会相信。1986年出生的李英睿,2010年刚刚大学毕业两年,就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华大基因研究院科学体系的负责人、首席科学家。从2008年至今,他在《自然》、《科学》等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50多篇论文,一直在和国际顶尖高手过招。

“盒子”象征着人类现有思维模式、认知层面等存在的局限性。“盒子外的思考”,是指非常规性、颠覆式的创新,区别于渐进式的创新,而是原始性的、根本性的、更深层次的创新,甚至有些时候会和现有的认知相悖。突破“盒子”,需要有极大的勇气,敢于对现有的知识系统、思维模式等等方面进行突破。

今天,王俊的理想与他所从事的基因研究显然有了更深层次的结合:“了解基因是认识人类自身很重要的环节,但不是全部。人类的健康和基因息息相关,对基因的研究能更清晰地了解基因和各种生命现象之间的关系,重新构建人类对健康、农业和环境的认识。了解自身、理解世界、改造世界,是我一直努力的目标,想法至今未变。”

  一群天才少年的集合就能有这样的成就吗?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有多天才,只是一些相对比较聪明的人,机缘巧合碰到了一个好平台,做出些成绩。”华大基因首席运营官尹烨说,汪建早已给年轻人搭好了舞台,“要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还不一定行呢。”

▲ “市长奖”获得者王俊在发言。

在生命科学和生物产业上,中国有许多领域已经是世界一流。在未来发展中,华大基因将抓住中国生命科学和生物产业发展的浪潮,以民生需求带动,用新的科学技术引领,为全球大众提供前沿生物科技在医疗、健康、农业、环境及能源等领域的应用服务,推动个体化医疗和健康的新模式,真正做到让基因科技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做全球生物科技和产业的引领者。

造物始于造人

1992年,16岁的王俊考入北大生物系。沐浴着北大开放自由的氛围,王俊的校园生活多姿多彩。他当时兼修了数学和计算机两门学科,并凭着优异的成绩被保送攻读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后又继续攻读博士。王俊对待学习有灵活的态度,比起苛求门门满分的成绩,掌握知识更重要。“在北大,除了受到学识上的熏陶,我还收获了精神上的成长,有益于培养我独立的人格。”他不仅是交叉学科人才,还是位兴趣广泛的运动健将,喜欢篮球、徒步、登山、骑自行车等各种活动。此外,他还利用课余时间兼职打工。王俊表示,北大开放和包容的环境,自由的精神,充满活力、热情四射的校园氛围对他的成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寄语北大的师弟师妹们要珍惜在校的时光,多学习、多思考、多做事,让未来少一些彷徨和迷茫,多一份自信和坚定。

  华大几位创始人汪建、杨焕明都有海外留学经历,都是参与1990年代“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科学家,这个项目也促成了华大基因诞生。从一开始,华大就集中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科学家,视野高度国际化。2006年第二代高通量DNA测序仪问世以来,DNA测序速度提高了上百倍,这给相关领域带来了革命性改变。华大抓住第二代DNA测序技术进步带来的机会,2010年初买下了128台illumina高通量DNA测序仪。现在,华大每年的DNA测序量,已超过美国全年的测序量,公司也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基因组测序中心。
  “华大的测序资源、计算资源都是足够的。老汪把局布好了。”尹烨说,年轻人是站在前辈肩膀上,才有这个视野和舞台。
  进入华大的年轻人,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华大的考试题很像GRE考题,里面有很多与专业无关的稀奇古怪问题,核心是考察一个人的逻辑能力。“如果智力没有问题,人品没有问题,剩下的就是给他们机会。”尹烨说,华大培养人才绝对成功率并非高得离谱,但是培养卓越人才典范性值得称道,“我们是真舍得培养。怎么培养?就是给他几千万的项目,让他砸。”
  2008年,李英睿还是本科生时,一年科研经费已经高达5000万,那一年华大总收入也不过上亿。那时李英睿犯过一个很大错误,有一次考虑问题过于单因素、不够宏观,结果给华大带来了1000多万的损失。虽然也挨了批评,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样的限制。
  对于那些天赋极佳的年轻人,在华大会得到很多特殊待遇,华大基因最牛科学家会亲自带他们。“像李英睿是从江南七怪、到全真七子、再到洪七公级别的人教出来的,他的老师全是生物信息领域最有造诣的华人。”尹烨认为,在这种人才机制下,某个年轻人成功是必然中的偶然,但众多偶然性之后,会使必然性概率变大。“出一个王俊是偶然,出一个李英睿幸运,再出一个赵柏闻就是习惯了。”最关键的还是华大已经有了科学创新的机制和土壤。
  汪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只要造得起就敢做”。意思是,只要管住底线,就放手让年轻人去干吧。生物信息科学依旧处于初级阶段,很多新发现是基于猜测和想象,而不是高度抽象理论。基因测序技术和IT技术进步,让生物信息科学具备了大科学发展模式,不再仅靠某个科学家个人之力的传统模式。“要把少数项目的创新变成群体创新,不可能有老师来带你,也不可能关注每个细节,只能让年轻人自由发挥。”李英睿说,这样可能是有点乱哄哄的,但只有这样才能大规模做。
  汪建最近发明了一个新词,venture-sientist。“我们不是venture-capitalist,而是venture-sientist。我们就是在投这些年轻人。”汪建说,弄出来一个就是一个,弄出两个就是两个,非要自己去看去管就变成了干活的了。
  年轻人对华大基因,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们保证了华大创造力不停地更新。
  “这个学科能闯下去的,一定是有想象力的、思维没有框框的。”尹烨说,生命科学是一门很新学科,从达尔文算150年,从摩根染色体算100年,从发现双螺旋算50年,从人类基因组算才20年。这个领域至今没有数学语言,没有定律,很多还处于发现阶段。“不能假定过去都是对的。想问题首先要能跳出来,要Out
of
box,有盒子外的思考力。”他觉得越是新鲜的学科,越是需要蓬勃的激情和像箭头一样敢于冲破迷雾的勇气,而不是像物理、化学一样必须先把山一样的东西学完,那时你将带着无数的框架。
  这一点对年轻人而言很容易,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在盒子之内。在加入华大之前,李俊华对基因、对微生物完全没有了解,现在他已是相关方面的专家了。在工作中,他学得更快。现在和比他更小的创新班学生交流时,经常能发现很多有创意的想法。“他们会问你根本就没有想到的问题,”李俊桦说,做研究很容易用你认为正确的知识去做设定,但是他们什么障碍都没有,有问题直接问,为什么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年轻人如果想达到一个目标,会有使不完的劲。李俊桦回忆做肠道微生物研究最后的冲刺时,几个人就把一个会议室占领了,大家坐在一起一边讨论一边干,通宵达旦,这让行政部门的人非常不理解。
  来到华大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兴奋。
  “我们总是和一些非常好的人在一起,能学到很多东西。”李英睿说。华大每年有上百场讲座,演讲者都是全球各个领域的顶尖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慕名来访顺便就做一个演讲。李俊桦做肠道微生物基因研究时,经常和法国的一位著名微生物专家讨论问题。2010年,一位诺贝尔生理和医学奖获奖者来访时,李俊桦给他做了一个报告。在接到这个任务时,李俊桦的第一反应是,“这种事怎么会轮到我啊?”
  李英睿的兴奋是“后发的和中长期的”。“这里具体化了个人的梦想,帮我找到了方向。”李英睿说,他与华大不离不弃、完全不考虑工作以外的其它问题,
“它的愿景和我内心的追求是一致的,你说被感召也行。”

大数据时代:做全球生物科技和产业的引领者

  偶遇华大,他们的人生发生了90度的转弯。
  “我当然不是同学中最聪明的啦,最聪明的同学都进了投行。”虽然已经是CEO,李英睿还是个喜欢哈哈大笑的大男孩。
  2006年,在北大生科院读大二的李英睿,暑假偶然来到了华大基因实习。一来到华大,他就被深深吸引了,这里可以触摸到科学前沿问题,和学校里学的那一套不一样。没人知道他是谁,他假装熟,“唉,你这程序写的不错呀”,就这样跟人搭讪。他和坐在旁边的两个人讨论了一个暑假的问题,竟然都不知道姓名。李英睿做的第一个课题是研究猪的基因,“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做了两个星期,居然把一个很重要的参数给做对了!”
  他形容初入华大的心情是“窃喜”。以前暑假天天打游戏,这个暑假却搞出了点别人不知道的发现。“而且还获得了李恒的表扬,这很重要的哦。”李恒是唯一在三个人类基因组中心里都工作过的华人,获得过美国天才奖。得到了表扬的李英睿感觉大好,“哎呀觉得毕业论文简直不是问题,就这么简单。”
  崭露头角的李英睿,很快获得了在华大第一个大项目,关于亚洲人基因组课题。2007年,华大基因从北京搬到深圳,李英睿辍学跟着到了深圳。这份工作让他着迷,他天天住在实验室。有段时间,他父母以为他被绑架了,电话联系不上,找到学校,又几经辗转才联系上他,原来他到深圳换了号码,工作太忙就忘记了给父母打电话。2008年,关于亚洲人基因组的论文登上了《科学》杂志,本科生李英睿是第一作者,此后他在复杂疾病、分子育种、进化等多个领域都获得了研究成果。
  对年轻人委以重任,让他们参与重大项目,是华大传统。1999年,还是北京大学生物学院硕士生的王俊加入华大,很快他就成了学术明星和学术带头人。现在他已经是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家,2012年12月20日出版的《自然》杂志,评选出了年度科学界十大人物,37岁的王俊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李英睿的出现,替代了王俊之前在华大学术带头人的角色。2009年,他带着“特种兵团”攀登科学高峰。“特种兵团”全是年轻人,大部分20岁左右,对科学满腔热情。
  2008年底,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大三的李俊桦,偶然听了李英睿讲座,当场就被吸引了。讲座一结束,他就跑上前去问能不能去深圳看看。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第二天一早华大就派来了一辆车,把他们拉到了深圳总部。参观完毕之后,他已经决定加入华大。2009年,包括李俊桦在内的华南理工大学11个学生,成为第一届华大创新班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属于特种兵团。
  “在华大没人督促你一定要干什么,但是会给你一个目标,让你自由去发挥。”李俊桦说,经常给定的目标看上去很高,“但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总是刚刚好。”他们常常晚上工作到很晚,早上睡醒了就来;有时候半夜吃宵夜,吃着吃着天就亮了。宿舍和实验室相隔不远,下雨时这些年轻人宁可跑过去,也不愿意打伞。
  2010年,《人体肠道菌群元基因组参考基因集的构建工作》一文登上了英国著名科学杂志《自然》主刊封面,李俊桦是排名第12的作者。不止是李俊桦,还有3名本科生也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论文。李俊桦本科学计算机,但由于写那篇论文,对微生物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现在他带着八九个人的团队,继续从事和微生物有关的研究,同时也在华南理工大学读微生物学博士。2013年11月,26岁的李俊桦到日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一看演讲嘉宾介绍,大部分人硕士毕业时间比他出生时间都要早。
  “特种兵团”中最传奇的要数赵柏闻。现在他已经是华大公认的、继李英睿之后的第四代学术带头人。
  2009年他还是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学生,暑假到华大实习,偶然想到华大有很多高智商的人,何不做一个高智商和基因的研究?2010年,一脸稚气的赵柏闻成了华大国际IQ项目的负责人。
  他本人就是高智商。实习不久,他向已经是华大科学体系负责人的李英睿要活干。李英睿随手写了一道数学+编程的题目,让赵柏闻解。赵只用了一个下午打草稿,晚7点开始编程,凌晨时分已经做好了,李英睿当场震惊,这道题是一个项目组所遇到的难题,17岁的赵柏闻一个下午就搞掂,李英睿开始“忽悠”赵柏闻留在华大。在此之前,赵柏闻在中国农科院的一个研究所参与了黄瓜基因研究工作,并作为作者之一在国际知名科学期刊《自然遗传学》上发表了研究论文。
  赵柏闻弹一手好钢琴,百米能跑11秒,是学校里标准的优等生。如果没有到华大,他会考上重点大学,几年之后会出国——他的很多同学都在走这条路。但在华大第一次接触到基因组科学前沿,他看到了大量的机会。如果按照常规5年后大学毕业,再花几年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可能错过基因组学发展最关键的时间段”。于是他选择留了下来。
  国际IQ项目是华大唯一讲英文的项目组,阵容豪华。20多人的团队中,包括了华大基因和国内外十几位数学、物理、天体以及心理学领域专家学者。高中肄业的赵柏闻是这个项目的带头人,负责生物信息分析,以及各种资源的协调整合。“会有人对我不服,但我知道怎么办。”这位少年很自信,还有点得意,“因为我还管钱。”
  赵柏闻的故事打动了比尔·盖茨。2012年底,华大基因和盖茨基金会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会场上,盖茨说他见过很多人没上完大学就创业,“但我没见过像华大基因这样,没上过大学就去做基础研究,而且做得这样出色。”2013年,赵柏闻入选麻省理工大学的MIT
Technology
Review杂志评出2013年度35位35岁以下的杰出青年科技创新家,他是其中年龄最小的。

2013年3月,华大向未来的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成功完成对美国上市公司Complete
Genomics的收购,成为首个成功收购美国上市公司的中国机构。同年4月,比尔•盖茨在2013博鳌亚洲论坛“对话比尔•盖茨:为穷人投资”上演讲时,称赞华大基因是中国创新的一个典例,让他想起当年创立微软的日子。

  在加入华大之初,李英睿喜欢单打独斗,只管自己做课题。
  汪建经常抓住他,敲打他说,搞大科学要有团队,要注意培养人!后来王俊也找到他,告诉他,“如果一件事你会做,就不应该再做了,只做你不会做的事情。”
  李英睿慢慢理解了组织的意义,也理解了管理者应该扮演的角色。“跟打游戏一样,以前自己打,现在要指挥别人打!”这对他而言是个很大改变。在华大基因,年轻科学家常常很自然地走上管理岗位。无论怎么改变,这里是一个以学术文化为底蕴的机构,在学术上做出成绩的人,更容易服人。
  2012年,华大科技成立之后,作为CEO的李英睿要代表华大科技面向一个复杂的社会,而不是只面向自己的团队。
  在2012年之前,华大基因是一家民间研究院,2012年改组成立了一系列公司。自2007年在深圳民政局注册以来,华大基因研究院主要靠自身运营来维持运转。面向科研机构、制药公司、育种公司等的基因测序服务,是华大最主要现金流来源,年收入超10亿元,半数来自国外。2011年,当研究院规模越来越庞大,财务上的账越来越难算、运营上也出现不清楚地方时,汪建才考虑成立公司。“让学术的更学术,让商业的更商业”,华大基因研究院依旧保留,但是承担着学术研究职能;而华大集团以及下属一系列子公司,承担着商业职能。华大科技是华大集团系列子公司中商业模式最成熟的,主营业务就是原来的基因测序服务。
  “其实早在2008年,我们就认识到,科学和产业不矛盾,因为它们在组织方式上是一样的。”李英睿说,大科学和大生产一样,深处都是要摆脱个人的依赖,转而成为对组织方式的依赖。他相信“一流的科学,必然是一流的产业。”但是从研究机构到商业组织,这个期间有很长的一个跨度,李英睿有切身感受。
  “做商业就是要会balance。”李英睿说,在研究院时可以跟合作方拍桌子,完全不考虑对方的感受;但现在成立了公司,就要时刻想到客户,跟人搞好关系,而以前这些都不是重点。他认为,搞科学永远是要追求新东西,要“make
diffirences”,而这跟商业的规则常常是相反的,这可能是华大将要临的最大挑战。
  采访这天,他穿了一件天蓝色的麻布衬衫、西裤、皮鞋。一问才知道,原来今天他有好几个商务接待。他常常穿着T恤衫、拖鞋来上班,不久前,他还刚刚在华大听了一场关于商务礼仪的讲座。
  华大科技管理层基本和李英睿年龄差不多。“我们都是在一边干一边学。”他有点遗憾,自己发现了不少像赵柏闻一样的业务人才,但是还没有找到能“Hold住全场”的人。
  他学会了看财务报表,经常要谈预算和现金流。对于他的智商来说,这些都不足为提。但他也需要时间成长。在很多人眼里,李英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关注人性了”。李自己并没有什么感觉,顶多是以前参加学术会多一点,现在是各种公司开会更多了。
  在华大有一种氛围,就是“高人们”如何对年轻人点醒和敲打。
  在李英睿之前,王俊更早完成了从科学家到管理者角色的转变,现在他是华大集团总裁。前不久,他找到李英睿说,你们科技服务做了半年,怎么连个错都没有犯!李英睿一想,是呀,不犯错说明没有创新呀,太成熟就不对了,就开始琢磨着怎么做转型。有一次,王俊又问他,你一天有多少时间花在未来上?李英睿一想,是呀,我天天处理这事那事,那可不就没戏了。他从中受益很多,“他们给你提供很多人生经验,敲打你,但是不干预你。”
  在华大,三代领导人分工很清晰。以汪建为首的、50多岁的那帮人,主要管宏观战略。汪建给华大定的战略是民生为天,围绕民生问题谋发展,他不主张做纯粹为满足好奇心的理论研究。王俊作为集团CEO,第二代领导人,要保证华大所有项目组织有效实现目标。而李英睿们,80后的年轻人,就是这些目标具体实现者。王俊经常会参与业务讨论,目的是凝结目标,让大家业务互为呼应。“否则我们会比较散。”李英睿说。
  2012年公司化运作之后,投资机构蜂拥而至,华大科技出让42%股权融资13.98亿。但投资者最感兴趣的是华大集团的另一家子公司——华大健康,它主要通过基因技术做产前诊断、宫颈癌筛查等医学服务。尽管只在少数城市有试点,2011年营收2000万元,2012年据称已达1.4亿元。
  尹烨马上要调任华大健康CEO。他出生于1979年,也曾经是华大的学术明星,口才极佳,看上去比一般的科学家更具有社会性。在华大的13年里,他换了14个岗位,从学术到管理、市场、运营等几乎每个重要部门都干过。这是汪建们的有意为之,要知道,在华大,年轻人最不缺的就是机会。

谈及个人,王俊低调地说“22岁之后我与华大是一体的”,形容自己“只是一个想对社会做点有用的事情的普通人”。然而当被问到华大在未来五年有什么新的目标时,王俊却自信而坚定:“让基因科技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做全球生物科技和产业的引领者。”

     世界总会让年轻人占领。   曾经和乔布斯一起演讲的小天才Thomas
Suarez今年还在读初中,现在他在名叫MakerBot的机器人创业公司研究3D打印机。而出生于1997年的邹奇奇,8岁出版了12万字故事集《飞扬的手指》轰动美国,2013年登上TED时她已有“女权主义者”标签和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及和平奖的“野心”。
  在美国,乔布斯、比尔·盖茨、保罗·艾伦、史蒂夫·鲍尔默,这四位PC时代大咖出生年份恰巧在1955年、1955年、1953年和1956年,1975年前后他们20多岁时,都开始尝试用新技术掀翻世界。中国的马化腾、李彦宏、周鸿祎、雷军四位创始人年龄相若,他们都出生在1970年左右,成名时都不过30岁。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他的《引爆点》一书中说:“当经济正发生变革的时候,如果你刚好20来岁,而你又能紧紧把握机遇,那么成功就近在眼前了。”
  如果你还没有,或者不打算成为一个创业者,也有不错的选择,那就是找一个互相欣赏的平台,和它一起生长。
  大公司如何管理85后、90后的年轻人,年轻人怎样在一个庞大的机构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几乎成为一个世界级难题。谁破解了这个难题,谁就能抓住未来。在下面的故事中,你会看到腾讯和华大基因如何收集、管理和激发最聪明的大脑,以及个人与平台如何相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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